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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联合国迎来了第80届大会。今年同时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节点——本该是一个展示更新与自我修复的时刻。然而，摆在联合国面前的却是越来越尖锐的质疑：财政捉襟见肘、信誉不断下滑。八十岁的联合国，脆弱得很。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突然要求秘书长古特雷斯提前罢免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总干事瓦利（Ghada Waly），这场操作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表面上，它似乎只是一次临时的人事争议，但实际上，它折射出的正是联合国在八十岁这一年里，政治、资金与管理交织下的深层困境。
我在UNODC的五年里负责“司法与法治”宣传项目。纸面上的任务无比清晰：推动正义、加强机构建设、维护人权。可真正落到实践时，什么能说、什么必须保持沉默，往往由政治算计来决定。
有一个场景至今让我记忆犹新。2020年，“弗洛伊德之死”引发了全球反对警察暴力的浪潮。我当时起草了一份对外信息稿，准备借此机会推广UNODC自己编写的《警察问责、监督与廉正手册》。这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契机，本应理直气壮地发声。结果领导层迟疑再三，把文字削弱、最后干脆放弃发布。
对于一个打着“司法与法治”旗号的项目来说，这种沉默简直刺耳。但在联合国体系内，这并不罕见：遇到政治敏感的问题，沉默常常成为“默认模式”。这种沉默，往往凌驾于事实之上——无论是单一的暴力事件，还是规模如种族灭绝的屠杀。那一刻我真正明白了政治是如何无情地划定了国际机构里“原则”的边界。
时间快进到今天。美国正式要求古特雷斯提前撤掉瓦利，而她原本计划在今年11月就会离任。同时，美国还“强烈推荐”由现任管理司司长卡皮拉什拉米（Chhaya Kapilashrami）出任代理总干事。
问题是：为什么非要在她即将离任的当口出手？
据 Devex 报道，美国方面给出的理由是瓦利长期远程办公，缺乏到岗。但很多观察者都认为，这是华盛顿想要在全球毒品政策正逐渐向安全化倾斜的关键时刻，提前锁定UNODC的领导权。毕竟，美国近期已批准对委内瑞拉疑似贩毒船只采取武力行动，并推动以执法为核心的毒品管控策略。让UNODC的高层与这种姿态保持一致，并非巧合。
与世卫组织（WHO）、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或是我曾经工作过的人权高专办（OHCHR）强调健康与人权不同，UNODC的议程长期偏向执法与刑事司法。如果再进一步被“安全化”，健康、减害、人权的空间只会进一步压缩。后果绝非纸面上的概念，而是切切实实的：员工士气受挫、机构独立性受侵蚀、南方国家对美国的不信任更加加深。
这场风波不仅仅关乎UNODC。它其实照见了联合国在80岁这一年的整体脆弱。
长期依赖自愿性捐款，使像UNODC这样的机构格外受制于人。管理上的问题又让内部员工怨声载道。从加沙到气候谈判，整个体系越来越难以坚守原则。美国这次在维也纳的动作，更是强化了外界的一种印象：联合国不是独立的仲裁者，而是大国角力的舞台。
当然，也有人支持美国的做法。他们认为UNODC缺乏凝聚力；毒品犯罪愈发暴力；主要出资方理应有更大话语权。这些论点并非全无道理。
但历史告诉我们，执法至上的策略从未真正减少过毒品危害。它们带来的更多是暴力循环、监狱过满，以及社会信任的流失。而一旦领导层以政治权宜为先，人权往往最先被牺牲。
今天的问题不只是“谁来接替瓦利”，而是“谁来定义UNODC的愿景”。它会成为一个彻底安全化、惩罚化的机构？还是能够重新为证据、人性与人权留出空间？在联合国从第80届大会走向成立80周年的这一年，问题再清晰不过了：这是对整个联合国体系的又一次考验——它能否抵御被大国俘获，坚持原则？还是，再一次眼睁睁看着政治让它失声？